宁德市财政局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开展政府采购业务培训

现在连司法独立四个字都不敢提，是很欠考虑的。

尤其要着力提高立法过程的实质民主化水平，要畅通民意表达机制以及民意与立法的对接机制，设定立法机关组成人员联系选民的义务，规范立法机关成员与院外利益集团的关系，完善立法听取意见（包括听证等多种形式）、整合吸纳意见以及重大立法全民公决制度，建立权力机关内部的制约协调机制，建立立法成员和立法机关接受选民和公众监督的制度，等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凸显了党中央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高度重视。

要按照正当合理原则办事，不得受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的干扰或拒绝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不得违反比例原则及合目的性、合正义性之原则。对于一般国民来说，以下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恪守道德底线，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法律乃道德之底线，绝大多数法律规范乃道德原则衍生或折冲之产物。四要切实保障权利的平等行使。五要健全权利受损的救济机制。为了保证法律规范的质量和提升立法科学化的水平，应当进一步改善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提高立法程序正当化水平，构建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前置制度，建立辩论机制，优化协商制度，提升立法技术，规范立法形式，确定法律规范的实质与形式标准，设立法律规范的事前或事后的审查过滤机制，构建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完善法律修改和废止制度等等。

与其让每个人都全面地知法懂法，不如将资源用来培养大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为普通民众提供及时、廉价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要把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任何法治形态的基本要义。1990年代后期，执政党和国家正式提出治国方略转型，即要由人治向法治转变。

如前所述， 凡实行人治的国家，其本质特征在于是依照少数人（ 领袖及其核心集团） 意志（ 不通过法律或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其实，所谓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是统一的，都是广大民众意志的体现，因而都需通过法律。乍听起来人们也许不解：正是政府发动和领导的改革， 缘何政府反倒成了阻力呢？ 遗憾的是这一悖论显然成立。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6年第3期 进入 漆多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控权 社会转型 法律 。

接着是改革企业经营方式，实行两权分离，搞承包制经营，后来又推行股份制。老搞 阶级斗争 和政治运动不行，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于这一转变，国家领导人满意。没有法律社会秩序怎么维持？当时也确实是靠领袖最高指示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红头文件 ， 还有 两报一刊 （ 指《 人民日报》 、 《解放军报》 、 《 红旗》 杂志） 社论等等。这些情况也从反面说明了改革过程实质就是逐步控制权力的过程。这些改革过程十分鲜明地体现着对于国家公共权力的逐步控制这一本质性特点。

后者效力不如前者，有着不确定性。许多人原来以为经济体制转轨较为容易，可以先于治国方略转型完成，法治经济可以先于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实现。而法治建设包括但不限于经济领，它还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权力控制。国家权力部门扩大和滥用权力并因此而扩充自己所支配的权利，其结果必然是侵犯和损害民众的权利。

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权力经济。这犹如一个蛋糕，首先一分为二，左边的多了，右边的就少了。

这进一步引起了首先是法学界对于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以及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法治的思考。可见权力部门是既有权力也有权利的。

所以本文前面说这是中国人法律和法治观念的一次飞跃。2004年 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进一步确认了包括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等在内的一些公民权利， 控制国家权力对民众权利的非法干预。年 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经济体制转轨同治国方略转型二者的基本契合点说到底同是一个控制权力的问题。许多立法强调的是企业和民众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他们的权利并未得到应有重视。但有些立法实施效果很不理想，例如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立法数量最多，内容也不断翻新，从让利放权，到承包制、转换经营机制、股份制等等，但企业的经济效益就是上不去。

没有刑法， 文革 期间只有 公安六条。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介入程度、方式和范围问题，它必然触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离开包括政治、法律等在内的社会多方面的改革。

由于改革和转型过程的实质是控制权力， 其中必然充满着阻力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只是由于中央审时度势， 坚持改革方向，才使改革终于一步一步地前进。

法治与人治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制定有法律和法律的多少，而在于是谁、在按照什么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在对国家实行治理。也就是说， 在权力滥用而侵犯民众权利的情况下，在民众权利减损的同时就扩大了权力部门的权利。

例如乘改革转轨时期的混乱之机， 混水摸鱼， 化公为私， 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受贿。权力同权利有所不同： 权利是利， 是经过了界定确认的利益。公共权力部门所能支配的权利也是应当界定和确认的。在控制行政权力的同时提高了法律的权威。

由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乃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领域的权力控制必然牵扯到国家权力结构总体， 影响国家权力总体结构的变化。权力可以为民众权利服务， 发挥积极作用。

无论经济体制转轨或治国方略转型， 其最后完成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或发展阶段） ：一是制度上的建立和完善。中国自此进入了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年代。

不过，从认识和理论上承认这一点是很不够的， 也是比较容易的。二是这些制度的实际运行（ 实施） 的情况。

考察人类社会公共权力的本原、价值和运行规律， 当会发现国家公共权力（ 还有其他一些公共权力）原本乃是为了界定和维护广大民众权利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因为法治是按照全体民众意志要求之治，民众要求充分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切实控制公共部门的权力，这些意志只有通过法律加以集中确认和予以保障。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加大改革力度，在普遍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逐步减少国有经济成分比重，发展民营经济。2005年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并通过了《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还推进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推动国家宪政和法治向前发展。

公共权力侵犯民众权利可能发生在两个基本环节：在权力及其应分配的权利初始确立和界定环节，不恰当地扩大权力部门的权力和权利。这避免了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但也因此而使过程呈现渐进性和长期性。

其中， 有些法律例如国家机关组织法等， 主要规定其职能活动（这可以说是直接控制权力的）。人类社会很早以前就产生和一直存在着国家公共权力和其他一些社会公共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施主体是行政机关的， 则属于对具体行政行为 的控制。维权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而控权则是法治的关键。